《多样性红利》斯科特·佩奇
该书核心观点为：在复杂任务中，认知多样性视角、解释、启发式和预测四个维度的差异能够产生超过个体能力叠加的“多样性红利” [4]。书中结合奈飞、苹果、NASA等案例，分析了知识结构差异如何通过预测性任务、创造性任务等框架提升团队效能 [1] [3]。作者指出该理论适用于高维度、不可分的非常规认知任务，并提出共享信息、包容性文化等团队协作条件 [2] [5]。全书构建了身份多样性与认知能力关联性的分析模型，并强调与任务相关的多样性才能触发红利 [3] [5]。译者唐伟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
内容简介
复杂性科学专家写给管理者的书，作者斯科特·佩奇与《规模》作者韦斯特是在圣塔菲研究所研究“复杂性科学”的同侪，韦斯特偏向于研究自然界与城市增长中的复杂现象，佩奇则研究组织中的复杂现象。
复杂性科学讨论了很多“非线性”问题，简而言之，10个人的工作成果不等于10个人工作量的总和，事物规模的扩大不可能用一个公式来表述。
现代社会中的大量工作都不是简单重复的叠加，比如设计师、文案、律师、医生、投资专家、科研人员做的工作。这些团队的成果不是“1+1=2”。佩奇发现，解决复杂性问题的团队的成就，往往取决于团队成员的多样性，特别是在知识结构与认知层面的多样性，而这种多样性如果配合得当，可以带来远远超过“1+1=2”的效益，这部分超出的效益被他称为多样性红利。
为了解释这些效益，并评估、衡量这些效益，作者在书中使用了一些思维模型，并引入了大量企业的成功案例。包括奈飞、苹果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NASA、谷歌在内的组织，实际上也以多样性为旗帜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用了佩奇的方法。
本书的核心结论指出，一个人是否聪明不是由智商决定的，而取决于认知工具的多样性。 [9] [11]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多样性视角、启发式、解释和预测模型四个认知工具箱框架。 [11-12]同时，书中强调多样性红利主要产生于解决复杂任务（非常规认知任务）的团队中。
作者简介
斯科特·佩奇
复杂性系统科学家，现任圣塔菲研究所教授，从事复杂系统、政治科学与经济学的研究。 [7]
1985年获得密歇根大学数学专业学士学位，1988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数学硕士学位，1990年获得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学硕士学位。1993年获得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管理经济学和决策科学博士学位。 [7]
之后，他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、艾奥瓦大学、密歇根大学、圣塔菲研究所任教，并担任密歇根大学复杂性系统、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教授，也是圣塔菲研究所教授。 [6-7]他所研究的领域对于军工、政治、社会都有深刻意义，目前正在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（DARPA）开展车辆设计众包研究，并为美国情报高级研究计划局（IARPA）做预测信息整合项目研究。他本人还在为谷歌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美国空军、克莱斯勒、梅赛德斯奔驰、江森智控等公司开展多样性人才整合的培训。 [7]
佩奇以对社会科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和建模而闻名，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、政治学、计算机科学、管理学、物理学城市规划、工程学和历史学等。 [13]
译者
唐伟
研究员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。致力于复杂装备研制管理、灰色系统理论、组织激励分配等方向的研究工作。著有《种下股权的苹果树：56大股权场景实操》，译有《灰度决策：如何处理复杂、棘手、高风险的难题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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